既然如此，那救治贪污腐败就绝不可重走两千年历史都走不通的重典之路。
代表的民族、性别、阶层、党派、职业背景等成为考量的几个主要因素，而代表的政治忠诚则是考量的最为关键因素。全体会议主要用于听取报告和表决各种事项。
至于申作为代表中的代表，则更是能起到证明中国人大制度有巨大连续性、生命力的重要作用，还能坐收人大代表永葆先进、永不褪色之功效。执政党已把她作为一个普通民众能够当家作主的符号，用以表征人大制度本身的民主性。因此，顺应社会情势的变迁，适时修改人大代表的任期制度，可减少人大权威性的过多流失。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取向凸显，资讯传播方式改变带来的信息涌流，民主参与意识发达带来对权力主体行为的关注，使得申氏本人的任职资格、任职期限、任职表现等均被纳入公众考量视野。人大代表所在人大的行政层级越高，其民主性越差。
代议士的长期连任可以强化其代表人民的能力，并提升其代政议政的技能。申个人作为人大代表的历程几乎表征了新中国人大的全部历史。这一司法解释的实质是给实际存在的不平等打了个补丁，这种方式并不改变整体不平等的现实，甚至连补丁好看不好看也顾不上。
法律和道德尚可兼容，而法治和人治，因涉及"人与人到底是否是平等的"这一根本问题而不能相融，不舍此就不能即彼。譬如"父母官"、"俯首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措词让人感念不已，就是因为它们充满了自我客体化的道德感，涵盖了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不平等"的思想根基以及"自甘为下"的道德表达，切合了我们的审美习惯。等级制度不具备合法性，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越来越多的民众也不耐烦等待和忍受了，由此滋生的社会矛盾在扩大。此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旨意所在"。
"细想之下，孩子确乎总在我经手之后感冒发烧。传统中国受儒家思想浸染颇深，儒家思想当然博大精深，但其核心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秩序，其本质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类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用儒家"人治"治国一定会"治人"。
其二是行政机关兼理司法。所谓"快慢之争"是指，改革应当快一些还是应当稳一点？所谓"上下之争"关乎改革的动力，争点在于改革的动力是来自上面顶层的制度设计，还是来自下层的倒逼推动？"快慢之争"、"上下之争"只是改革的策略问题，而"中西之争"涉及改革的方向和内容，引发的争议更根本也更激烈，有的主张偏重西方色彩的浸染，而有的主张偏重传统思想的承袭。遥想美国的孩子穿着短裤在雪地里奔跑，我自不觉有错，祖母又愤怒地说："那是美国的孩子。中西之争的核心有二，一是身份上应否存在等级制度？二是对象上应该针对的是人的行为，还是道德思想。
现代司法的基本构造是，法官处于中立地位，通过两造对抗获得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真知，因此，无论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非常注意诉讼构造的平衡和对等。执行案件8件，信访人为申请执行人(即原告)的7件占87.5%，由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1件。由此可见，现代司法预设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虚拟的契约基础，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不论它用什么障眼法，所谓的司法都不可能是"现代的"。若以国情中心论，这种背离是必须忍受的。
有意思的一个事例是，我国农村、城市收入二元，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不同的标准是对农村、城市不平等事实的承认。分配的正义不仅不能通过司法来解决，而且分配的正义是公正司法的前提。
可以在正反前后的程序上接受现实，先有现代化，才能发挥精神与效能。司法总是与正义紧密相连，但实际上，司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正义。
譬如：虽然宪法规定同工同酬，但是有编制的比没编制的拿的多，即使干的是同一份活，即使没编制的干的比有编制的好。因此，我们目前真实的情况是：既没有"西学为体"对历史包袱的清算，也没有"中学为体"对既定道路的笃定。外篇"务通"，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种种或隐或显的不平等在建国前后，伴随着国家与个人命运反复的"折腾"而不突显，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平等不仅没有淡化，而且日趋突显为阶层之势。近年有新书《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对当下中国各种思想纷争进行了概括，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等等。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
我们许多争论常有意无意地混淆概念，使得这种重大的讨论落得简单与幼稚，一种主流的观点是：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对于中西方优秀文明成果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百多年前，张之洞为调和顽固派与改良派之间的矛盾，归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著《劝学篇》分内、外两篇。
梳理近年来司法发展中出现的几种突出现象，会可惊可惧地发现，这些现象似乎都表现出向中华法系回归的倾向。与此相对应，其一，近年来愈来愈激烈的"上访"以及相应的信访制度对司法制度有着补充，也产生很大的冲击。
把法治当下的利弊摊给民众看，由民众作出取舍不正是自由精神的表达吗？人文科学常常没有对错，只有取舍，用"我是为你好"一言以蔽之地决定他人的意志是我们的传统，而不是未来。一、我国现代司法思想性缺陷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及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研究。
正如李鸿章所总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种种思潮应时而生，既有主流思想的计划统制，也有思想市场的竞争博弈。"二、现代司法制度性缺陷等级制度常是先通过暴力征服来铺设，然后通过文化诈欺来延续，两者均以剥夺尊严为条件。目前流行的说法是政体改革受阻于利益集团，但利益集团不宜只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只产生于近些年，若只作此理解，就没办法理解几百年中国人转型痛之深，真正阻碍改革的是传统文化中深入人心的等级制度和春风化雨的道德表白。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分类，正义可以分为分配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赔偿的正义，其中交换的正义和赔偿的正义易于通过司法来实现，如交换的正义可以通过合同之诉、赔偿的正义可以通过侵权之诉来实现，但是分配的正义却不能通过司法来解决。
黄仁宇提出新时代的历史观，颠覆了张之洞的认识："我们同意张之洞的看法：既'知本'，又要'知通'。目前我们国家尚在阶层分立的洗牌中，阶层板结尚有罅隙成为矛盾的出口，一旦固化极易发生地震。
其二，人治传统必然又会导致官方舆论宣传过于高调，如认定事实"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如适用法律"三个效果的统一"，这些设定的理想目标常被不恰当地理解成司法的基准。其三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内篇"务本"，主要谈中学为体，宗旨是"正人心"。转型社会面临价值多元和多变，传统社会乡土自治的矛盾化解机制在现代难以发挥作用，社会矛盾却缺乏新的抒解和分散渠道，大量的矛盾挤压到司法渠道，造成司法的不堪负荷。
祖母以南方人的细致和隔代亲的责任感，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却认为孩子不应当束缚太多、照顾太细。"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民事诉讼上表现出较强的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的意味。孔乙己们聪慧的命达，冬烘的命蹇，命达的成为体制的补充，命蹇的也在折腾中耗尽心力，从而无力与体制抗争。有学者论及"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给予其最激烈痛斥的多也是主张力行民主法治的自由派，这种"体制之下无完卵"的观点关注的是人，而非行为，这与其反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什么区别呢？还是梁启超说得对，"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
为使这种冲突不致伤害到家庭的和谐，我们事实上搁置了纷争，平日里贯彻祖母保育法，假日我有空则常会带孩子去户外"野蛮其身体"。这种观点正确得很，因此也无意义得很。
与此相类，"法无授权不得为"的依法行政原则至今困难重重，"做好事也是法无授权不得为吗？"授益性的行政行为的道德感以及相应产生的模糊性动摇了"依法行政"的刚性而成为"依法行政"的障碍。究竟应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争议至今难解。
其二，精华之于糟粕常常不是三明治，揭开表皮面包就能吃到夹着的火腿，而是饺子馅，掺和在一起，只能选择吃还是不吃。其三，司法必有裁量，裁量必要权威，而现代司法既没有传统社会的威权，也没有西方政治体制的独立，缺乏应有的权威和公信。
